说说中国古代历史变革中的企业家精神

访客 世界之最 2020-07-07 14:48:02

企业家精神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形态出现之后才有的,而是从古代就已出现并延伸到现代的,通过跨时空、跨地域、跨文化的历史比较分析有助于总结归纳企业家精神的进化规律,理解企业家、商业创新、技术发明及其传播和利用以及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继而可对当代有利于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市场制度环境的形成与完善,给予一定的现实镜鉴与启示。

“在理解企业家精神时,历史的重要性不容低估。”美国考夫曼基金会前主席、经济学家卡尔·施拉姆在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及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所合作编著的《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前言开头的这句话,揭示了历史分析之于更好理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的确,企业家精神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形态出现之后才有的,而是从古代就已出现并延伸到现代的,通过跨时空、跨地域、跨文化的历史比较分析有助于总结归纳企业家精神的进化规律,理解企业家、商业创新、技术发明及其传播和利用以及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继而可对当代有利于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市场制度环境的形成与完善,给以一定的现实镜鉴与启示。

该书将研究视野放在了罗马、新巴比伦、中东地区、中世纪欧洲、荷兰共和国、大英帝国、德国、法国、美国、印度、日本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企业家精神的范畴之内。对于中国,相应篇章主要聚焦“帝制晚期以来”,作者陈锦江将该时期界定为16世纪末处于繁荣顶峰的晚明以来。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还可再往前追溯,它渗透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中,为中国古代尤其是秦汉、唐宋、明清历史变革之际的经济繁荣发展提供了动力。当然,18世纪后中西方经济的大分流,也可部分归因于不同体制机制之于企业家精神的窒息与激发的差别。英国工业革命正得益于此前重商主义阶段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相反,同期的清政府则仍处于重商主义前期的政策思维,闭关锁国、夜郎自大、重农抑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

春秋入秦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企业家精神的萌生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先秦是一个奠基时期。李学勤先生认为,“先秦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是中国文明逐步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时代,其内涵十分丰富”。这句话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是适用的,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思想竞争的舞台和实践检验的机会,其中各家在经济思想领域既相互辩论、相互抨击,又相互借鉴、相互转化,奠定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质。儒家思想,在这场竞争和检验中与各家尤其是与墨家、法家相较,未占明显优势,至秦始皇一匡天下后更经历了焚书坑儒之劫,然而随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使得儒家思想占据正统,绵延2000年,型塑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脉络。孔子由此也与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并列,被雅斯贝尔斯认为是“思想范式的创造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的创造者。陈焕章1912年在《孔门理财学》中即言,孔子的思想博大而庞杂,理财学是其中引出的一个分支,而实现大同又是理财的终极目的。而孔子之所以能够名满天下,使儒学成为显学,也与其经商弟子子贡有很大关联。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尝言:“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乎?”并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提到:“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事实上,“货殖”一词最早即来自孔子。孔子本人对子贡的评价是“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注:亿,通“臆”)。货殖家,可谓是先秦时期的企业家,他们“与时转”“不受命”“臆屡中”,实现了个人财富的累积。

司马迁对于货殖家的评价较高,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货殖家作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从而专作《货殖列传》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曹邴氏、任氏等立传。在介绍范蠡时,司马迁言道“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对于白圭,司马迁诩之为“治生祖”,评价其“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该篇最后,司马迁总结指出“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也就是,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是发财致富的正道,但是如要真正致富还要出奇制胜。选合适的人才,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交易,并善于出奇兵、用奇招。这些难道不正是企业家所应具备的重要特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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